检验科如何与临床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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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疾病的精确诊断正越来越依赖于实室和影像学技术。然而从医院科出具的化单也正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不光是患者感到迷惑，就是临床医生，也常常不明其义，或得到错误结论，或对科工作发出不适当的抱怨。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科积极与临床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每开展一个新的临床项目前，科应该将其临床应用价值，应用的局限性，如何正确采集标本等，要预先告知相关的临床医生和护士。因为是否采用某一项目，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做出决定，而如果医生不了解详情，就很可能做出错误选择。比如，乙型肝炎病毒HBV-DNA测，如果没有预先的知识，医生就容易有较多的错误理解，会不管患者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一律开一个HBV-DNA定量单，孰知HBV-DNA定量测针对的应该是已知的HBV感染者，当其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时才可以应用，以动态监测其治疗效果。因此，当面对一个未知是何种肝炎病毒感染的病人时，进行定性测定即可，以确定病人是否为乙肝病毒感染。
此外，定性和定量测定的结果报告模式也不一样，定性测定报告是“阴性”或“阳性”，定量测定则报告“量”的多少，不能报“阴”或“阳”性，因为像诸如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等感染，目前尚无办法将其从体内去除，所谓的抗病毒治疗，只是将病毒的量控制在一定程度而已，所以不可能出现阴性，有时用特定的方法测不到，只不过是病人体内病毒的含量低于下限所致。如果科不跟临床明确这一点，就会导致临床医生向患者错误的解释结果，并致患者对结果的不当抱怨。
再有，如果临床医生对HBV-DNA测方法的局限性不了解，则可能将结果的正常波动，作为实室结果不准的依据。如目前国内常用的测HBV-DNA的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在一个指数数量级内波动都是正常的。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通常医生难免会将一个患者的三次HBV-DNAPCR结果如25×106拷贝或IU/，53×106拷贝或IU/，65×106拷贝或IU/，看成是三个有明显差异的结果。
临床标本的采集，通常是由护士或临床医生来实施，科以前很少关注，而只管测，但常会发生临床标本因采集方法不正确而得到错误的结果。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科有责任也必须将特定标本的正确采集方法，以标准操作程序或流程图的方式，详细的传达给相关标本采集人员。
第二个很重要的对话就是，在过程中如发现有明显异常或通常不太可能出现的结果时，人员应积极询问相关科室医生或患者本人，了解具体情况再得出正确判断。如同样是在HBV-DNA和乙肝“两对半”的测中，如果出现HBeAg阳性的标本，HBV-DNA为阴性，这一般是不可能的，HBeAg阳性的标本，HBV-DNA即应为阳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经常碰到前者阳性后者为阴性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首先要看HBV-DNA测的经果是否为假阴性和HBeAg的结果是否为假阳性，如果初步判断两者均明确无误，这时候“对话”就很重要了，就要去了解患者是否为正在使用抗病毒药物的已知HBV感染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抗病毒药物对HBV复制的抑制作用，可使血循环中病毒含量迅速下降至特定方法的测下限之下，但HBeAg仍可处于一定水平，此时即可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如果患者以前就是HBV感染者，同时又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治疗，则要考虑HBV-DNAPCR测定的假阴性。这种假阴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一是标本中含较高浓度的PCR抑制物，而标本处理中又没能将其有效去除；二是有可能HBV核酸序列相关区域发生了突变，相应试剂盒的探针结合不上。前种情况，可以采用核酸纯化方法加以避免，后一种则使用另一种扩增HBV不同区域的试剂盒再测一次即可。
总之，在医学日新月异的今天，医师与临床医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已成为必须。
一是，在每开展一个新的临床项目前，科应该将其临床应用价值，应用的局限性，如何正确采集标本等，要预先告知相关的临床医生和护士。因为是否采用某一项目，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做出决定，而如果医生不了解详情，就很可能做出错误选择。比如，乙型肝炎病毒HBV-DNA测，如果没有预先的知识，医生就容易有较多的错误理解，会不管患者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一律开一个HBV-DNA定量单，孰知HBV-DNA定量测针对的应该是已知的HBV感染者，当其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时才可以应用，以动态监测其治疗效果。因此，当面对一个未知是何种肝炎病毒感染的病人时，进行定性测定即可，以确定病人是否为乙肝病毒感染。
此外，定性和定量测定的结果报告模式也不一样，定性测定报告是“阴性”或“阳性”，定量测定则报告“量”的多少，不能报“阴”或“阳”性，因为像诸如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等感染，目前尚无办法将其从体内去除，所谓的抗病毒治疗，只是将病毒的量控制在一定程度而已，所以不可能出现阴性，有时用特定的方法测不到，只不过是病人体内病毒的含量低于下限所致。如果科不跟临床明确这一点，就会导致临床医生向患者错误的解释结果，并致患者对结果的不当抱怨。
再有，如果临床医生对HBV-DNA测方法的局限性不了解，则可能将结果的正常波动，作为实室结果不准的依据。如目前国内常用的测HBV-DNA的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在一个指数数量级内波动都是正常的。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通常医生难免会将一个患者的三次HBV-DNAPCR结果如25×106拷贝或IU/，53×106拷贝或IU/，65×106拷贝或IU/，看成是三个有明显差异的结果。
临床标本的采集，通常是由护士或临床医生来实施，科以前很少关注，而只管测，但常会发生临床标本因采集方法不正确而得到错误的结果。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科有责任也必须将特定标本的正确采集方法，以标准操作程序或流程图的方式，详细的传达给相关标本采集人员。
第二个很重要的对话就是，在过程中如发现有明显异常或通常不太可能出现的结果时，人员应积极询问相关科室医生或患者本人，了解具体情况再得出正确判断。如同样是在HBV-DNA和乙肝“两对半”的测中，如果出现HBeAg阳性的标本，HBV-DNA为阴性，这一般是不可能的，HBeAg阳性的标本，HBV-DNA即应为阳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经常碰到前者阳性后者为阴性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首先要看HBV-DNA测的经果是否为假阴性和HBeAg的结果是否为假阳性，如果初步判断两者均明确无误，这时候“对话”就很重要了，就要去了解患者是否为正在使用抗病毒药物的已知HBV感染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抗病毒药物对HBV复制的抑制作用，可使血循环中病毒含量迅速下降至特定方法的测下限之下，但HBeAg仍可处于一定水平，此时即可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如果患者以前就是HBV感染者，同时又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治疗，则要考虑HBV-DNAPCR测定的假阴性。这种假阴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一是标本中含较高浓度的PCR抑制物，而标本处理中又没能将其有效去除；二是有可能HBV核酸序列相关区域发生了突变，相应试剂盒的探针结合不上。前种情况，可以采用核酸纯化方法加以避免，后一种则使用另一种扩增HBV不同区域的试剂盒再测一次即可。
总之，在医学日新月异的今天，医师与临床医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已成为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