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医学 VS 印象派医学——访ESC前主席Jean-Pierre Bassand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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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各国针对不同的疾病发布了多个指南，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指南的执行都不令人满意。您作为ESC的前任主席，在这方面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对于中国的同行，有什么建议？
Bassand教授：我建议您看一下今年5月第1期的《欧洲心脏杂志》上我和ESC现任主席等合作撰写的一篇述评，题目为“循证医学 VS 印象派医学”。“循证医学”的概念大家可能比较清楚，但对“印象派医学”可能很生疏，因为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在法语中，Impression是指与感觉和感情有关的，印象派画家即为“Impressionist”。 我所指的“印象派医学”就是指医师根据经验和感觉，觉得某种药可能对病人有用，就给病人用，感觉可能不太适合，就不用。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就目前而言，制定指南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各个学会出台的指南往往大同小异，如ACCP、AHA/ACC及ESC的各种指南大多比较一致。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在各种指南相对应的目标医师中，只有10%左右知道相关指南的存在，而在这部分医师中，又只有一半在临床实践中根据指南对病人进行治疗。
第二，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依从指南对病人进行治疗可以带来绝对的临床益处。迄今为止的多项调查结论是一致的，不管是非ST段抬高还是ST抬高的病人，如果医师按照指南的要点进行治疗，病人的临床转归会进一步改善。
第三，调查显示，最需要依照指南进行治疗的病人，如一些高危的ACS病人，往往最不容易获得最佳治疗。比方我所在的地区，人口约为120万人，是法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我们的调查显示，高危病人，如糖尿病、肾衰和心衰的病人，获得最佳治疗的可能性最小。
所以，在指南制订和指南在临床实践中的贯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目前我们还未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像ESC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这类专业学会，缺少宣传、贯彻和落实指南所需要的资源。政府机构的回应往往是指南制订上的开销已经够多了，而指南宣教实施需要的更多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与业界相关制药企业合作，共同推动指南实施是一种实际的选择。但与制药企业的合作应该是清晰和透明的，我们召开各种指南相关的会议，虽然大多数情况有制药企业的赞助，但开会的目的必须是非商业性的，不是为了推销药品，而是为了记录和讨论指导临床实践的最佳证据。
另外，在欧洲，我们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根据指南的贯彻情况和医疗质量，对医院的心血管科室进行评估和认证，那些达不到要求的将受到降级处理。
我想，ESC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这类学会组织，对指南的推广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南的制订不仅仅是为了使那些负责起草的专家得到满足，指南的实施的确能够拯救生命。在我工作的心脏中心，两名低年资的医师负责工作难度最大的CCU病人的治疗，只要他们按照指南进行治疗，足以应付80%以上的临床情况，剩下20%的情况，可以通过高年资医师的指导得到正确处理。
记者：您在任职期间做了很多工作，您自己认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Bassand教授：ESC有着清晰的使命，就是通过减少心血管疾病所造成的负担提高欧洲人群的生活质量。我们有关欧洲的概念是一个大欧洲的概念，从北极一直到尼罗河，包括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我们不是一个行业工会，我们的使命不是为了保护医师的利益。我们的责任是通过寻找证据，普及和推广心血管疾病的最佳诊断和治疗策略。所以我们组织各种活动，包括组织各种会议、宣传和普及指南及相关知识，还组织多项调查，以确保指南得到贯彻落实。
在短短2年的ESC主席任职期间，最使我引以为豪的是修订了ESC宪章，使欧洲之外的学会组织可以加入ESC。这表明ESC是一个心胸宽阔、很有远见的学术组织，通过广泛参与，我们可以和其他地区共享心血管疾病防治的知识。
我们正在与中华医学会讨论其心血管分会参加ESC的问题。许多欧洲地区以外的国家心血管学会均以附属成员的方式加入ESC，除了没有投票权之外，其他的权力和义务相同。与这些学术组织加强合作的目的，不是出于商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共享心血管疾病防治的经验和知识。南非、阿根廷、巴西、智利、日本、韩国现在都是ESC会员。
我再次强调，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大陆上，但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会患同样的疾病。为什么我们不能交流和分享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上的知识呢？对于愿意同ESC合作的其他学会组织，我们从不说“NO”。
摘自《中国医学论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