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和哲学

在古希腊时代科学和哲学是不分的。哲学就是当时的科学，特别是从爱奥尼亚哲学
家泰勒斯（Thales）以后更是如此。有一些数学家兼工程学家，如阿塞米德，另有一些
医生兼生理学家，如希波克拉底以及后来的盖伦，他们更接近于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
当时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则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
到了经院哲学的末期哲学和科学才开始分离。解剖学家如维萨纽斯，物理学家兼天
文学家如伽里略，植物学家兼解剖学家如切查皮诺，以及生理学家如哈维主要都是科学
家，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具有浓厚的亚里斯多德哲学观点或反对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
也随之转变成为愈益“纯粹的”哲学家。笛卡尔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极少数人之一。
而贝克莱、霍布斯，洛克，休谟则已经是纯粹哲学家。康德可能是最后一位对科学（人
类学和宇宙学）作出非凡理论贡献的哲学家。在他之后则是科学家和数学家对哲学作出
贡献（赫塞尔，达尔文，赫姆霍尔兹，马赫，罗素，爱因斯坦，海森堡，洛兰茨）而不
是相反，由哲学家作出科学贡献。
十八、十九世纪哲学正处于鼎盛时期。亚里斯多德的堡垒被笛卡尔攻破、接着笛卡
尔的堡垒又被洛克、休谟和康德攻克。奇怪的是，不管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观点多么不同，
这个时期的所有哲学家都在本质论的框架内提出问题。19世纪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其中孔德的实证主义（Comte's positivism）最为重要，它是科学的哲学。在德国以
Vogt，Buchner，Moleschott为代表的强有力的还原论唯物主义很有影响，如果没有其
它理由，单是它的过份夸张就促使整体论者，突现论者，甚至活力论者十分活跃。它始
终一贯地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和超自然主义的坚决抵制产生了长远影响。
上述哲学动向在生物学中对生理学和心理生物学产生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对研究
近期原因的学科影响最大。这些哲学与生理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本质还没有恰当地进行分
析过。尽管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是看来在发现过程中哲学只起很小的作用（如果不是微
不足道的作用的话），而在解释性假说的形成中，哲学信条与原则所起的作用则很大。
在哲学家中，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7）和当时的物理学家哲学家
不同，他特别关心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他指出借助于第二手的，物理的原因
来解释生物界现象是多么不合实际。虽然他自己的答案（事先建立的和谐与理由充分的
定律）并不是所寻求的解答，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使随后几代的哲学家（包括康德）
大伤脑筋、困惑不已。尽管他具有数学天才，他却清楚地意识到自然界并不仅仅只能用
（数）量来说明并成为首先认识到性质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在本质论不连续概念占统
治地位的年代，他却强调连续性。他对“自然界阶梯”的兴趣（虽然他将之看作是静态
的）为进化思想铺平了道路。他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布丰、狄特罗、毛帕修斯等人的思
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通过他们影响了拉马克。他可能是伽利略-牛顿传统的本质论、
机械论思想的最重要的反抗势力的代表人物。
进化生物学的哲学基础远不如功能生物学的那样清楚。生命定向性（“高等”、
“低等”）概念可以回溯到亚里斯多德和“自然界阶梯”（Lovejoy，1936），然而种
群思想则在哲学（晚期唯名论）中并没有多少立足之处。关键性的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
（与物理定律的无时间性相比较）则确实来自哲学（Vico，Her－der，莱布尼茨）。承
认历史的重要性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承认发展过程。对谢林（及自然哲学派），黑格
尔，孔德，马克思以及斯宾塞来说，发展很重要。发展思想的重要性在Mandelbaum
（1971：42）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下定义时就讲的很好：“历史主义认为对自
然界现象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价值的正确评断只能通过按它所处的地位及其在发展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来考虑”。
这样就会认为进化学说来源于这种思想，但是并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这一点，除了斯
宾塞的进化论而外，斯宾塞的进化论并不是达尔文，华莱士，赫胥黎或海克尔等人的基
本思想。出人意外的是历史主义似乎从来没有和进化生物学发生密切关系（也许除人类
学而外）。历史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是两种完全不相容的思想。只是到了晚近“历史性
叙述”的概念才被某些科学哲学家接受。然而在1859年以后很快就发现定律的概念在进
化生物学中（就这一点来说凡是研究由时间左右的过程的科学如宇宙学，气象学，古生
物学，古气候学、海洋学都如此）远不及历史性叙述的概念有用。
笛卡尔哲学的反对者所提的问题是机械论者从来未曾提出过的。这些问题很尴尬地
表明机械论者的解释是多么贫乏。他们不仅提出涉及时间和历史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
地提到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探索“终极原因”。到了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早期，正是
在德国对牛顿的追随者的机械论观点（这种观点只满足于提出有关近期原因的简单问题）
发起了决定性的反击。即使是生物学领域以外的学者，例如Herder，也对之产生了有力
的影响。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歌德与康德都曾参与）并没有涌现出建设性的模式。相
反，这一运动却被某个奥肯，谢林和卡洛斯（“自然哲学派”）掌握，他们的幻想只会
被专门家嘲笑不已，他们的笨拙解释在现代读者看来真是难于卒读。但是他们的某些基
本兴趣和爱好与达尔文的十分相近。由于对“自然哲学派”的极端片面性深恶痛绝，反
对机械论的博物学者转向于不提出任何问题的简单描述，因为这种领域是广阔无限的，
这正如某些有才识的学者很快就指出的那样，在理智上却是劳而无功的。
在1800年以后哲学对科学究竟是否作出过贡献的问题一直有争议。很自然，哲学家
一般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而科学家正相反，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毫无疑问，达
尔文研究方案的制订是受到哲学影响的（Ruse，1979；Hodge，1982）。近几十年来哲
学显然已撤退到亚科学（metascience）方面，即研究科学方法论，语意学，语言学，
符号学以及在科学边缘的其它课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