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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科普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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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将是用人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来规范世界与驾驭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世纪。
  科学作为一个文化过程,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即科学系统本身具有一种自我延续、自我繁衍的本能,而且科学繁衍的方向往往导源于科学自身运行的惯性,其中包含某种指向不确定的盲目性,如不予以适当的引导和调控,往往呈现与人文理念相背离甚至相冲突的趋势。

  科学技术理性发展的价值坐标是关注人自身命运与价值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是指以人为思考的出发点,肯定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并以人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为依据,去思考科学技术发展的合理性,排斥科学对人自身的异化,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根本处境。

  如果我们的科普作家本着人文精神去写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界,用文学艺术的心与笔触去释读科学,呼唤人类的良知和理性,关心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引起受众强烈的感情认同和参与。

  科普创作也需要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人们心中的情感,感染读者、激发读者的情感,使他们进入科学的角色与境界,去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传播技术也一样,技术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已知的,但将科学物化所使用的技术路线却是创新的。普及技术的科普作品应将这种创新思想写出来。

  科普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作者要善于调动和启发读者的情感世界,使其产生积极的情感认同,从而与作者所阐述的知识产生联系与契合,进而将作者的知识融为自己的知识。

  下面我试以科普作家的创作特点为例来说明。

  一、林之光、王振东的诗性文化

  “诗性文化”是刘士林在2004年10月17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中提出的。他说:“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

  林之光擅长挖掘古诗词中的气象现象来普及气象知识,同时又给予读者人文精神的熏陶。例如,在《霜字的夸张奇用和冤假错案今予评说———古诗词说霜》一文中,谈到了我国诗人们大量地用霜喻情、喻物、喻志、喻行,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内容丰富、喻理深刻的霜诗文化,在世界各国中可称绝无仅有,是中华诗词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大量引用了古诗词中以霜喻寒冷、以霜喻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以及诗说霜形成的气象条件和古诗的夸张与艺术,蔚为大观。

  王振东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漫谈液体的拉丝现象》是先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切入,演译其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引入正题:“蚕丝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吐’出来的吗?”从这个问题展开,阐述了蚕丝形成的过程,根据实验和力学原理进行分析,得出了“蚕丝不是‘吐’出来的,而是‘拉’出来的”,纠正了蚕吐丝的传统看法。作者运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交错作用,使主观思想情感与客观自然规律相互交融;把诗情画意和哲理遐思,渗透到富有趣味的科学知识之中,诗、哲、知三位一体。因此,它不但普及了科学知识,还能净化心灵、培养崇高的精神境界。

  近来,我也尝试着引用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名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作了科学散文《长青草和仨老头》,文中传播了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长青草(无土栽培常绿地毯草皮)的科学知识,同时又以草喻情,描绘了仨老头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二、黎先耀、张景中的哲理情趣

  黎先耀在《我与科学小品》一文中提到了他创作科学散文的经验。他说:“一篇科学小品,就是有了知识的骨骼和生活的血肉,如果缺乏那一点思想的灵魂,写得再精巧,也只能是博物馆里一件鸟类标本,而不可能是林间的一只飞鸟。”

  他在《鱼游春水》一文中塑造了一位为祖国四化建设献身的老科学家的形象;《蚯蚓引》一文中,从科学的材料中引申出社会的意义,从这自然界到处存在的“地下作业”的犁杖,想到默默无闻、为人类埋头苦干的人们。

  张景中是一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多年来,他写作了大量普及数学的著作。他认为,科学与普及的结合点是科学哲学。例如,在《数学家的眼光》这部著作中,“温故知新”这一章中讲的是老树开新花;“正反辉映”讲的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巧思妙解”讲的是数学家的灵感;“青出于蓝”讲的是后来者居上;“偏题正做”讲的是要想把糊涂问题理清楚,就必须学会建立数学模型。贯穿于全书的一条主线是科学哲学思想,处处闪烁着思维之光。

  三、陶世龙、武际可的历史情结

  陶世龙科普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自然科学与中国文史相融合,使人在理解科学知识的同时,又得到了民族文化的熏陶。文章的风格轻松活泼、意趣盎然。

  例如在《孕育黄河文化的地质环境》一文中,在介绍黄河流域的地形特征时引用了李白气势磅礴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出了黄河的气势,也反映了中国大陆西高东低而且相差悬殊的地形特征。文章融科学史、文化史、地质史于一炉,旁征博引《周易》、《水经》、《十洲记》、《梦溪笔谈》等古籍,勾勒出古人对黄河认识的历史。他又能从历史、神话、诗词中跳出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揭示黄河流域的地质环境,从容不迫地谈起黄河流域构造的变动、地层的特征、河流的侵蚀搬运。科学与历史的叙述在他的文章中不仅不冲突矛盾,反而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浑然构成了陶世龙科普创作的特色。

  武际可擅长从身边的琐事中揭示力学问题。从历史的典故入手,风趣地阐述深刻的力学原理;从平凡的日常生活问题演绎出尖端的科学技术前沿。

  例如,《捞面条的学问》一文,开头就说:捞面条用笊篱,这是常识。《封神演义》中说姜子牙编过笊篱;唐代安祿山受的赏赐中就有一柄银笊篱;清代时,饭店门前挂一柄笊篱作为标志。但是,捞面条时如果手头没有笊篱,那就得用筷子了。于是作者从捞面条用筷子,说到力学原理“二次流”,说到分离技术可分为笊篱过筛法和筷子扰动法,一直谈到了铀235的分离技术。捞面条不但有学问,而且里面隐藏着大学问。

  最后,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您的科普作品在传播科技知识的同时,能使读者感悟到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以及“做人的道理”,那就大致做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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