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奈以前的动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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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复苏时，动物分类与植物分类比较起来处于相当领先的地位。
虽然显花植物在它们的结构上都很相近，但在动物中则并不如此。脊椎动物、昆虫、水
母之间，甚至在脊椎动物之内的哺乳动物，鸟类，青蛙和鱼之间，都有明显的区别，要
辨认它们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说。因此早在亚里斯多德之前主要的动物类别就已分清
这一情况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由于在很明确的动物分类单位之间有如此鲜明的差异，
结果动物学家就倾向于专门研究某一类动物，例如Turner，Belon专门研究哺乳动物，
鸟类，Rondelet研究鱼类。
但是在处理动物和植物时还有更重要的差别。植物的种类极多，虽然它们之中有一
些看起来很相似，然而某些种具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因而准确的鉴定就成为压倒一切的
要求。虽然鉴定在有关动物的书籍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作用，但谁都知道狮子、
狐狸、野兔、乌鸦、而且它们是怎样分类的看来也并不特别重要或令人感兴趣。当时有
一种赋予动物以道德意义的传统和对动物的习性深感兴趣的风气，因此新的动物学从一
开始就把着重点放在现今称之为行为学和生态学方面。当时的确还有一种忠实地引证经
典作家的传统和沉滴干对动物名称的意义进行语言学分析的学究习气；另外对旅行家所
谈的荒唐故事以及存在妖魔怪物的轻信仍然相当流行。尽管如此，当时的动物学家对活
的动物显示了极大兴趣井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在野外实地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对
分类毫无兴趣，因而动物分类学很快就落在植物分类学的后面。
16世纪初有五位博物学家对中世纪之后动物学的再度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
William Turner（1508－1568），Pierre Belon（1517—1564），Guillaume Rondelet
（1507－1566），Konrad Gesner（1516、1565），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
Turner虽然是英国人，但是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欧洲度过的。1544年他在科隆
出版了《鸟类志》（Avium Historia）记述了很多鸟的生活史，显然是根据他自己的观
察写出的。Turner还出版了一些植物学著作，但并不如他在鸟类学方面那样有名。
Belon的《鸟类搏物志》（L'histoire de la nature des oyseaux）于1555年出版，这
是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Belon曾经到过地中海东部和近东一些国家。他运用生态学和
形态学的一些性状将鸟类分为猛禽，有蹼足的水鸟，没有暖足的沼泽鸟、陆地鸟、林间
大、小鸟等等。因此，对生境的适应成了他的主要分类依据。Belon的某些分类一直到
十九世纪后期仍被人采用，特别是在法国的鸟类文献中。在鱼类和其它水生动物方面
Belon也有著作出版（1551，1553），但很快即被1554年出版的Rondelet的《鱼类全志》
（De Piscibus Libri 18）丰富内容所压倒，后者描述了二百种左右的真正鱼类。另外
还包括鲸，头足类，甲壳类，硬壳软体动物，环节动物，腔肠动物，棘皮动物、海锦等
等。书中还包罗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好似它们也是地中海的正常生物。
1551年开始出版盖斯勒（Gesner）的《动物志》（HistoriaAnimalium）。这是一
部四千多页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盖斯勒将他从有关各种动物的文献中所能收集到的资料
都编了进去。他显然将Pliny而不是亚里斯多德作为自己的榜样。盖斯勒本人由于忙于
编纂无法提供亲自观察的动物资料，但他的许多通讯员却提供了大量原始记录。虽然盖
斯勒对动物所有各方面的一切知识都很感兴趣，但对分类则兴味索然。在《动物志》的
每一卷中动物种都按字母顺序排列，“为的是便于利用”。在另外两种著作，《图谱》
（Icones，1553），《命名法》（Nomenclator，1560）中他把动物种作了系统归类，
但和亚里斯多德以及Rondelet的分类比较起来并没有显示出什么进步。他在植物学方面
的优秀著作直到他去世很久之后才出版（1751－1771），所以影响很小。
盖斯勒。动物带，中关于鸟类的那一卷由Aldrovandi扩充成三大卷，除了增补一些
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提供的一些解剖学方面的资料以外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原始观察内容。
Aldrovandi的这部《鸟类学》（Ornithologia，1599，1600，1603）除了篇幅巨大而外
别的什么也谈不上；无怪乎布丰曾说过：“删除了无用的或与主题无关的部分以后，这
部书可压缩成原来篇幅的十分之一。”这部书和盖斯勒的《动物志》不同处，在于物种
不是按字母顺序而是校完全人为的分类依据来编排的，例如有硬喙的鸟，浴于尘土或浴
于尘土与水的鸟，会唱歌的鸟，水鸟等等。这不是什么分类倒是对分类的讽刺。即使在
分类中他也没有采用按照逻辑分类的原则。
盖斯勒之后一百年植物分类学有了很大发展而动物分类则趑趄不前毫无进展。直到
功能和生境被结构取代作为分类依据之后动物分类才有所前进。这首先表现在Francis
Willughby（1635－1672）的著作《鸟类志》（Ornitholosiae libri tres，1676。这
书于他死后才出版）中。他在这书中依据结构性状将鸟分类，例如乌噪和鸟足的形状，
躯体大小。虽然他也运用了逻辑分类原则，但是Willughbyb显然对鸟类很熟悉，他所确
认的绝大多数类别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仍然是合理的（Stresemann，1975）。我们无法知
道他的这一分类有多少是由他的朋友瑞（Willughby手稿的编辑人）提出的。无论怎样
说，瑞本人后来也出版了关于哺乳动物和爬虫类（1693）以及昆虫（1705）纲要，他的
鸟类纲要（1713）和鱼类纲要（1713）是在去世后出版的。尽管瑞的分类方法很多是人
为的，然而他的分类不仅在当时是最合理的，而且在某些细节方面甚至还要超过后来林
奈的分类。
17世纪“发现了”昆虫界之后动物分类就成为迫切的问题。很快就认识到昆虫的种
数远远超过植物，因而某些博物学家如Swammerdam，Merian，Reaumur，de Geer，
Roesel等就将注意力转向昆虫及其分类的研究。这些人之中Rene AntoineFerchault de
Reaumur（1683－1757）最著名。他的六卷本名著昆虫志，虽然其中一部分效仿了Jan
Swammerdam（1637-1680），但在其它几个方面都具有开拓性。他对活昆虫的细致入微
的观察为布丰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提供了范例，他着重高级分类单位
（而不是种的繁琐描述）被居维叶在其《回忆录》（Memoir，1795）中奉为圭臬。虽然
Reaumur对分类并不特别感兴趣，但他作过无数欢锐敏的观察，例如尽管缺乏对硬翅鞘
的鉴别性状，他认为雌萤火虫不过是甲虫的一种。他认识到自然类别的区分并不取决于
单一鉴别性状。Reaumur的观点清楚地表明了对逻辑分类法日益增长的反对，并会同
Adanson的著作为拟订上行分类原则（见下文）开拓了道路。Reaumu的研究工作由C·de
Geer继承了下来，后者对昆虫分类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显然对林奈的昆虫分类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
16世纪到18世纪的博物学并不像19世纪那样严格的分成动物学和植物学。当时的学
者如Turner，盖斯勒，瑞，阿丹森，林奈以及拉马克等既编写关于动物的书，也从事植
物学方面的著述。然而即使在这三个世纪中大多数学者还是有所专注，或专重动物（如
Belon，Rondelet，Swammerdam，Reaumur，布丰），或专攻植物（如切查皮诺，Bauhin，
Morison，悌宇列弗）。1800年以后再也没有分类学家能够兼顾这两个方面。尽管Ray和
林奈将植物学方法部分地引用到动物界，然而由于动物学与植物学日益分离，因此动物
分类学和植物分类学逐渐形成了彼此大不相同的传统，也就毫不奇怪了。
动物学家的专业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而植物学家的情况就不同。由于显花植物
（被子植物）结构上的一致性，很容易从研究一个科转向研究任何另一个科而不需要学
习其他任何新技术或专业术语。直到19世纪末期很晚的时候一些植物学家才开始成为某
些科的专家，不论是兰科，禾本科，还是棕榈科。这种趋势在过去五十年中才变得很明
显。动物学家的专业化在研究昆虫及水生动物时更加强化。（当然这并不排斥偶尔一位
动物学家同时是几个极不相同分类单位的专家。例如，法国节肢动物学家Eugene Simon
（1848－1924）又是一位蜂鸟科专家。这样的只在某一高级分类单位的专业化就分散了
对分类方法和原则的注意力。不能否认直到18世纪末期动物分类学一直落后于植物分类
学。
动物学之所以落后。还有另一个原因：植物远比动物易于保存。自从16世纪中叶以
后腊叶标本已经相当普遍，然而直到18世纪末叶才发明了保护动物标本防止虫害的适当
方法。长期采用的是在乙醇（酒精）中保存，但是谁又能研究在乙醇中保存的鸟类标本？
这方法适用于鱼类和某些海洋生物以及供解剖用的标本，但是不适用于鸟类，因为它的
颜色很重要。曾经一度用盐和明矾保存鸟和哺乳动物的毛皮，但直到Becoeur在17世纪
50年代发明了含砷肥皂之后才能永久保存鸟皮（Farber，1977）。这一单项的技术进步
就使得大量的现代鸟和哺乳动物标本得以保存。
昆虫也同样特别容易被咬食皮毛的甲虫破坏，直到引用了萘和密闭的标本盒以及偶
尔的烟薰以后才能长期保存昆虫标本。此外还必须有管理人员经常检查。对植物来说虽
然在原则上也有同样问题，但是实际的危害却小得多，制作与保存也相应地比较容易。
1800年以后动物系统学之所以能迅速兴起，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动物标本保存技术进步的
结果。
动物与植物之间还有两项主要区别必须指出。当居维叶和拉马克发现了无脊椎动物
的内部解剖极端复杂（见下文）之后引起了一股比较解剖学热潮。而这又促使动物学家
重视纲与门的分类。植物内部结构更大的一致性，或者更正确地说，解释植物解剖更困
难，这就阻碍了植物学像动物学那样发展。其次，种在植物中较之在动物（至低限度就
高级动物来说）中是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动物学家所具有的种的概念和植物学家的大
不相同。
在撰写系统学历史时如果笼统地把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论述搅合在一起就会引起
误解。后面即将介绍并加以解释的这两类生物学家的观点不仅是他们观点的实质性变化
也是他们的概念发展。但是即使在分类学中的同一领域内不同的概念也可能同时存在。
例如在植物分类学中林奈学派在一段长时间里是如此地占有统治地位以致不顺从他们的
学者如果不是受压制也是有意识地被忽略或歧视。这就是像Masnol和Adanson这样一些
植物学家遭到歧视的部分原因，他们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比林奈更伟大的科学家。即使在
今天，当把尽人皆知的动物类别（如鸟类）的专家的观点拿来和很少人知道的昆虫或其
它无脊椎动物的专家的观点相比较，他们的分类学说和种的概念通常就大不相同。
虽然显花植物在它们的结构上都很相近，但在动物中则并不如此。脊椎动物、昆虫、水
母之间，甚至在脊椎动物之内的哺乳动物，鸟类，青蛙和鱼之间，都有明显的区别，要
辨认它们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说。因此早在亚里斯多德之前主要的动物类别就已分清
这一情况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由于在很明确的动物分类单位之间有如此鲜明的差异，
结果动物学家就倾向于专门研究某一类动物，例如Turner，Belon专门研究哺乳动物，
鸟类，Rondelet研究鱼类。
但是在处理动物和植物时还有更重要的差别。植物的种类极多，虽然它们之中有一
些看起来很相似，然而某些种具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因而准确的鉴定就成为压倒一切的
要求。虽然鉴定在有关动物的书籍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作用，但谁都知道狮子、
狐狸、野兔、乌鸦、而且它们是怎样分类的看来也并不特别重要或令人感兴趣。当时有
一种赋予动物以道德意义的传统和对动物的习性深感兴趣的风气，因此新的动物学从一
开始就把着重点放在现今称之为行为学和生态学方面。当时的确还有一种忠实地引证经
典作家的传统和沉滴干对动物名称的意义进行语言学分析的学究习气；另外对旅行家所
谈的荒唐故事以及存在妖魔怪物的轻信仍然相当流行。尽管如此，当时的动物学家对活
的动物显示了极大兴趣井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在野外实地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对
分类毫无兴趣，因而动物分类学很快就落在植物分类学的后面。
16世纪初有五位博物学家对中世纪之后动物学的再度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
William Turner（1508－1568），Pierre Belon（1517—1564），Guillaume Rondelet
（1507－1566），Konrad Gesner（1516、1565），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
Turner虽然是英国人，但是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欧洲度过的。1544年他在科隆
出版了《鸟类志》（Avium Historia）记述了很多鸟的生活史，显然是根据他自己的观
察写出的。Turner还出版了一些植物学著作，但并不如他在鸟类学方面那样有名。
Belon的《鸟类搏物志》（L'histoire de la nature des oyseaux）于1555年出版，这
是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Belon曾经到过地中海东部和近东一些国家。他运用生态学和
形态学的一些性状将鸟类分为猛禽，有蹼足的水鸟，没有暖足的沼泽鸟、陆地鸟、林间
大、小鸟等等。因此，对生境的适应成了他的主要分类依据。Belon的某些分类一直到
十九世纪后期仍被人采用，特别是在法国的鸟类文献中。在鱼类和其它水生动物方面
Belon也有著作出版（1551，1553），但很快即被1554年出版的Rondelet的《鱼类全志》
（De Piscibus Libri 18）丰富内容所压倒，后者描述了二百种左右的真正鱼类。另外
还包括鲸，头足类，甲壳类，硬壳软体动物，环节动物，腔肠动物，棘皮动物、海锦等
等。书中还包罗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好似它们也是地中海的正常生物。
1551年开始出版盖斯勒（Gesner）的《动物志》（HistoriaAnimalium）。这是一
部四千多页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盖斯勒将他从有关各种动物的文献中所能收集到的资料
都编了进去。他显然将Pliny而不是亚里斯多德作为自己的榜样。盖斯勒本人由于忙于
编纂无法提供亲自观察的动物资料，但他的许多通讯员却提供了大量原始记录。虽然盖
斯勒对动物所有各方面的一切知识都很感兴趣，但对分类则兴味索然。在《动物志》的
每一卷中动物种都按字母顺序排列，“为的是便于利用”。在另外两种著作，《图谱》
（Icones，1553），《命名法》（Nomenclator，1560）中他把动物种作了系统归类，
但和亚里斯多德以及Rondelet的分类比较起来并没有显示出什么进步。他在植物学方面
的优秀著作直到他去世很久之后才出版（1751－1771），所以影响很小。
盖斯勒。动物带，中关于鸟类的那一卷由Aldrovandi扩充成三大卷，除了增补一些
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提供的一些解剖学方面的资料以外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原始观察内容。
Aldrovandi的这部《鸟类学》（Ornithologia，1599，1600，1603）除了篇幅巨大而外
别的什么也谈不上；无怪乎布丰曾说过：“删除了无用的或与主题无关的部分以后，这
部书可压缩成原来篇幅的十分之一。”这部书和盖斯勒的《动物志》不同处，在于物种
不是按字母顺序而是校完全人为的分类依据来编排的，例如有硬喙的鸟，浴于尘土或浴
于尘土与水的鸟，会唱歌的鸟，水鸟等等。这不是什么分类倒是对分类的讽刺。即使在
分类中他也没有采用按照逻辑分类的原则。
盖斯勒之后一百年植物分类学有了很大发展而动物分类则趑趄不前毫无进展。直到
功能和生境被结构取代作为分类依据之后动物分类才有所前进。这首先表现在Francis
Willughby（1635－1672）的著作《鸟类志》（Ornitholosiae libri tres，1676。这
书于他死后才出版）中。他在这书中依据结构性状将鸟分类，例如乌噪和鸟足的形状，
躯体大小。虽然他也运用了逻辑分类原则，但是Willughbyb显然对鸟类很熟悉，他所确
认的绝大多数类别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仍然是合理的（Stresemann，1975）。我们无法知
道他的这一分类有多少是由他的朋友瑞（Willughby手稿的编辑人）提出的。无论怎样
说，瑞本人后来也出版了关于哺乳动物和爬虫类（1693）以及昆虫（1705）纲要，他的
鸟类纲要（1713）和鱼类纲要（1713）是在去世后出版的。尽管瑞的分类方法很多是人
为的，然而他的分类不仅在当时是最合理的，而且在某些细节方面甚至还要超过后来林
奈的分类。
17世纪“发现了”昆虫界之后动物分类就成为迫切的问题。很快就认识到昆虫的种
数远远超过植物，因而某些博物学家如Swammerdam，Merian，Reaumur，de Geer，
Roesel等就将注意力转向昆虫及其分类的研究。这些人之中Rene AntoineFerchault de
Reaumur（1683－1757）最著名。他的六卷本名著昆虫志，虽然其中一部分效仿了Jan
Swammerdam（1637-1680），但在其它几个方面都具有开拓性。他对活昆虫的细致入微
的观察为布丰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提供了范例，他着重高级分类单位
（而不是种的繁琐描述）被居维叶在其《回忆录》（Memoir，1795）中奉为圭臬。虽然
Reaumur对分类并不特别感兴趣，但他作过无数欢锐敏的观察，例如尽管缺乏对硬翅鞘
的鉴别性状，他认为雌萤火虫不过是甲虫的一种。他认识到自然类别的区分并不取决于
单一鉴别性状。Reaumur的观点清楚地表明了对逻辑分类法日益增长的反对，并会同
Adanson的著作为拟订上行分类原则（见下文）开拓了道路。Reaumu的研究工作由C·de
Geer继承了下来，后者对昆虫分类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显然对林奈的昆虫分类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
16世纪到18世纪的博物学并不像19世纪那样严格的分成动物学和植物学。当时的学
者如Turner，盖斯勒，瑞，阿丹森，林奈以及拉马克等既编写关于动物的书，也从事植
物学方面的著述。然而即使在这三个世纪中大多数学者还是有所专注，或专重动物（如
Belon，Rondelet，Swammerdam，Reaumur，布丰），或专攻植物（如切查皮诺，Bauhin，
Morison，悌宇列弗）。1800年以后再也没有分类学家能够兼顾这两个方面。尽管Ray和
林奈将植物学方法部分地引用到动物界，然而由于动物学与植物学日益分离，因此动物
分类学和植物分类学逐渐形成了彼此大不相同的传统，也就毫不奇怪了。
动物学家的专业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而植物学家的情况就不同。由于显花植物
（被子植物）结构上的一致性，很容易从研究一个科转向研究任何另一个科而不需要学
习其他任何新技术或专业术语。直到19世纪末期很晚的时候一些植物学家才开始成为某
些科的专家，不论是兰科，禾本科，还是棕榈科。这种趋势在过去五十年中才变得很明
显。动物学家的专业化在研究昆虫及水生动物时更加强化。（当然这并不排斥偶尔一位
动物学家同时是几个极不相同分类单位的专家。例如，法国节肢动物学家Eugene Simon
（1848－1924）又是一位蜂鸟科专家。这样的只在某一高级分类单位的专业化就分散了
对分类方法和原则的注意力。不能否认直到18世纪末期动物分类学一直落后于植物分类
学。
动物学之所以落后。还有另一个原因：植物远比动物易于保存。自从16世纪中叶以
后腊叶标本已经相当普遍，然而直到18世纪末叶才发明了保护动物标本防止虫害的适当
方法。长期采用的是在乙醇（酒精）中保存，但是谁又能研究在乙醇中保存的鸟类标本？
这方法适用于鱼类和某些海洋生物以及供解剖用的标本，但是不适用于鸟类，因为它的
颜色很重要。曾经一度用盐和明矾保存鸟和哺乳动物的毛皮，但直到Becoeur在17世纪
50年代发明了含砷肥皂之后才能永久保存鸟皮（Farber，1977）。这一单项的技术进步
就使得大量的现代鸟和哺乳动物标本得以保存。
昆虫也同样特别容易被咬食皮毛的甲虫破坏，直到引用了萘和密闭的标本盒以及偶
尔的烟薰以后才能长期保存昆虫标本。此外还必须有管理人员经常检查。对植物来说虽
然在原则上也有同样问题，但是实际的危害却小得多，制作与保存也相应地比较容易。
1800年以后动物系统学之所以能迅速兴起，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动物标本保存技术进步的
结果。
动物与植物之间还有两项主要区别必须指出。当居维叶和拉马克发现了无脊椎动物
的内部解剖极端复杂（见下文）之后引起了一股比较解剖学热潮。而这又促使动物学家
重视纲与门的分类。植物内部结构更大的一致性，或者更正确地说，解释植物解剖更困
难，这就阻碍了植物学像动物学那样发展。其次，种在植物中较之在动物（至低限度就
高级动物来说）中是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动物学家所具有的种的概念和植物学家的大
不相同。
在撰写系统学历史时如果笼统地把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论述搅合在一起就会引起
误解。后面即将介绍并加以解释的这两类生物学家的观点不仅是他们观点的实质性变化
也是他们的概念发展。但是即使在分类学中的同一领域内不同的概念也可能同时存在。
例如在植物分类学中林奈学派在一段长时间里是如此地占有统治地位以致不顺从他们的
学者如果不是受压制也是有意识地被忽略或歧视。这就是像Masnol和Adanson这样一些
植物学家遭到歧视的部分原因，他们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比林奈更伟大的科学家。即使在
今天，当把尽人皆知的动物类别（如鸟类）的专家的观点拿来和很少人知道的昆虫或其
它无脊椎动物的专家的观点相比较，他们的分类学说和种的概念通常就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