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的产生

 

    预防医学（Preventation Medicine）是医学的重要分支，它是研究人群疾病和健康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并提出措施控制和消灭疾病，增进人类的身心健康，保证人类有良好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服务的一门科学。

    预防医学的产生离不开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和哲学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科学条件的限制，预防医学成为一门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它已成为现代医学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在中外医学史中早有论述。公元前八至七世纪，我国《易经》中就提出“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同预），这是“预防”两字在古代最先应用的例子。《淮南子》上写道：“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后来《 黄帝内经 》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分析发病的内外因素，阐述“祛病延年”的养生方法。在国外，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写了《空气、水和居地》一书，说明环境和疾病的关系。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很注意医学，主张调动机体本身的抵抗力以防病。他写信给希波克拉底说：“人们用祷告向神乞求健康，而不知道他们自己握有保持健康的方法。”他充实了预防思想的内容。

    我国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割据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医学社会化程度更低。

    在国外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科学成为“神学的奴仆”。经院哲字扼杀了科学，极大地妨碍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发生工业革命，由于推广蒸汽机，小手工业方式的生产逐步被大工业生产所代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和都市化，流行病，环境工生、妇幼卫生、职业卫生和食品卫生等问题成堆出现，影响了劳动力和军队的素质，这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国家和社会不得不关心预防医学问题。例如制订卫生立法，组织卫生机构，研究保健制度等。不少学者从理论上阐述了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的因素之一。如英国人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1623一687)创立“政治算术”理论，分析人口死亡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先驱弗兰克（Frank，1748一1821）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的健康，他研究卫生立法、妇婴卫生、学校卫生、住宅卫生、生命统计、意外伤亡、社会病、军队卫生和医院管理等问题。研究健康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依存关系的思想开始萌芽，推动医学进一步社会化，促进预防医学得到进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给工人造成贫穷和不卫生状况的社会根源，从社会科学方面奠定了预防医学的理论基础。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对自然科学采取鼓励政策。工业革命使自然科学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苏醒，并得到迅猛发展。当时用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解剖学等方法研究机体和环境，先后认识了一些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列文虎克  (Leeuwenhoek,1632-1723)发明显微镜，使医学在认识微观世界上前进一步。詹纳发明种牛痘，创立人工免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细菌学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1822一1895）等学者为代表，发现不少病原菌和寄生虫，出现了免疫菌苗、消毒灭菌等方法，从自然科学方面奠定了预防医学的理论基础。

    1847年，英国利物浦任命了第一个专职卫生医官，1856年在英国第一次开设了公共卫生课程。所以，预防医学仅在一百多年前才从医学中独立出来，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科学的、相对独立的、有无限生命力的学科。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预防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9年8月通过的党纲上鲜明地提出“实施预防疾病发生为目的的广泛改善卫生措施，作为人民保健事业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很早就提出“对于疾病着重预防”的原则，在革命根据地提出“预防第一”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后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普遍设立预防医学的主要工作基地一卫生防疫站，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医学教育上设置卫生专业，培养预防医学人才。近年来，把卫生工作列入“五讲四美”的组成部分，把卫生预防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使我国迅速改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的卫生面貌，这是预防医学的伟大成就之一。